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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微网2017十大手机热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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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集微网   发布者:集微网
热度20票   时间:2018年1月14日 05:52
1. 集微网2017十大手机热点新闻;
2.手机充电:大多数人认知是完全错的;
3.华米冲刺IPO:雷军系持股近40%超创始人;
4.美国新提案:谁用华为中兴的设备,就该封杀谁;
5.华为原副总裁李玉琢:我与任正非的合作与冲突;
6.比特币监管“内紧外松” 多处“矿场”已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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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微网2017十大手机热点新闻;



以性价比著称的小米,面对供应链压力现在也坐不住了!2017年2月4日小米旗下红米手机官方微博宣布,红米4系列的零售价格上调100元。对于涨价,红米官方解释表示,由于元器件采购成本上涨和汇率波动影响,红米4和4A成本剧增,之前制定的零售价已严重低于产品成本。

据行业媒体引述手机供应链消息人士称,今年手机行业将面临重要零部件供应紧张问题。其中包括包括显示屏、内存、闪存以及光学传感元件。


韩联社报道,由于卷入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的腐败丑闻,并遭到韩国检方的行贿指控,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李在镕(Lee Jae-yong)在2017年2月17日正式被逮捕,成为首位因为犯罪调查被捕的韩国大财团负责人。检方上个月指控李在镕贿赂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金额将近4000万美元,他当时险些遭到正式逮捕。


2017年7月7日针对近期乐视所面临的资金困局,乐视董事长贾跃亭发表声明,表示将尽责到底。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乐视网在内的乐视体系近几年融资额(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高达728.59亿元,各项已投资额、投资计划或达1500亿元。 

面对资金问题,贾跃亭在资金问题爆发之初曾总结原因称,“我们的融资能力不强,方式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外部融资规模难以满足快速放大的资金需求”。


2017年9月27日,李一男,原华为副总裁,任正非指定的接班人,外界眼中的天才少年、人生赢家,因卷入内幕交易风波而身陷囹圄。经查,时任华中数控总裁李晓涛与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同在华为共事,并曾先后担任华为副总裁,算得上内幕交易中常见的“熟人关系”。李一男从时任华中数控总裁李晓涛处获知内幕信息,并于4月中旬借用刘某、苏某也就是他妈妈和他妹夫的账户大量买入华中数控股票。之后,在李一男的暗示下,其妹也于同期买入了部分华中数控股票。


2017年9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墨子号”科学应用系统总师彭承志发表公开信《科学家遇上流氓怎么办?我没什么办法,但我可以说出来》称,遭到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某等人的侮辱、恐吓,被威胁要锤杀其子女,并精准报出彭承志的家庭住址和小孩信息,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损害,导致其团队人人自危、无心工作,严重影响了团队承担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现实名写出公开信,提醒广大投资者慎重判断。

“京沪干线”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号召大家严谨、踏实地参与量子科学事业,并表达了对前一天深夜实名发表公开信,披露自己收到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九州量子”)死亡威胁的彭承志的支持:“彭承志是我们团队的成员,他写的那个东西都是真实的,但是更多的我们不去评论了。我一直是强调这个观点,我甚至希望有好多家,大家互相竞争,就更好了。”


2017年12月14日,欧菲科技股价大跌超过7%,盘中更是几近跌停,市值一天内缩水43亿元。据申万宏源报告称,主要受手机客户出货量下调预期影响。不过欧菲客户结构较为全面,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申万宏源还强调,金立并非出货量下滑,而是高管个人负面传言。

对此,金立向记者回应市场相关传言称,近期有个别微博账号大肆传播诋毁金立高管形象的不实信息,严重损害公司形象及合法权益。经调查确认该信息纯属谣传。同时,在朋友圈中多名金立高管放出图片,内容显示,包括欧菲光、天马、东方亮彩供应商纷纷到访金立,与金立董事长刘立荣抱手合影。另外,平安银行、南粤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华润银行等也齐聚金立,并与刘立荣握拳合影。


有厂商说,“2017年是拧巴、憋屈、不通畅的一年”。其实主要也就是在中国手机市场大环境都处于焦灼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又面临了原材料涨价与缺货潮。这一轮涨价与缺货潮从2016年年中就开始了,主控芯片、屏幕、内存等涨价+缺货并存,手机结构件受到原材料涨价也同步上涨,甚至最近几个月,连被动元器件MLCC、钽电容、铝电解电容等都涨价或缺货。

悲观情绪笼罩的下年2017年末,市场对2018年显得迷茫。有观点认为,承接2016年的换机潮,预计2018年智能手机市场将出现先抑后扬的走势。


集微网在《中国反垄断机构关注DRAM连涨七个季度,何处是尽头?》文章中,首次披露了DRAM行业涨价引起发改委注意的报道。而另据记者最新了解,有消息称发改委已就此时对三星进行约谈,同时中国手机行业机构正在组织企业进行研讨,未来不排除就DRAM行业垄断、价格操纵一事向发改委发起举报的可能。


继12月中旬集微网报道华为、OPPO、vivo等近期纷纷向下调整订单规模,有的厂商订单缩水约10%以上后,本周供应链再传出消息,苹果、三星也加入砍单队伍。这也意味着全球前五大厂商智能手机厂商皆加入了砍单潮队伍。在与产业人士交流中,笔者也梳理了几个共识:市场进入饱和阶段、换机周期拉长、智能手机创新乏力,用户难以为微创新买单。2018年到底怎么走?做好消耗战准备,5~10名厂商控制好节奏;微创叠加,让产品体验再上一个台阶;2018年4季度能否在迎来喘息机会?

2017年12月26日,有消息称,华为消费者BG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鸿飞已被带走调查。华为晚间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应称,原消费者业务中国区销售主管滕鸿飞日前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己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因涉嫌刑事犯罪,警方正在侦查中,一切请以警方披露信息为准。

在今年三月的一场华为内部酒会上,腾鸿飞受颁华为“蓝血十杰”称号,该奖项是华为管理体系建设的最高荣誉奖。一华为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中国区的终端销售算是“高危岗位”,是外部经销商代理商公关的对象。


2.手机充电:大多数人认知是完全错的;

集微网消息,近期苹果把电池老化的旧款iPhone降速所引发的「电池门」事件,让不少人都开始更为留意自己的手机是否电池已经老化,甚至已被迫降速。 其实,智能手机所使用的锂电池都大约有一定寿命(苹果宣称iPhone电池的充电周期是500次)。 而手机的使用时间长短并不一定跟电池老化程度呈正比,根据Battery University的说法,不好的充电习惯对手机电池的伤害更大。

一、 手机完全没电才充电! 大错特错了

习惯把手机电量耗完才充电? 还是看到手机电池亮红灯(低于20%)才充电? 最好不要。 Battery University指出,智能手机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并不是过去的镍氢电池,不会有所谓的记忆效应。 相反的,对锂离子电池来说,完全放电对电池的伤害更大。

二、 把手机充电一定要充到饱! 错了

Battery University研究,完全充电(100%)会让电池处于高压状态,对电池造成的压力更大。 因此每一次充电,其实不一定要充到饱。

三、 彻夜充电,隔天拿着100%电量的手机出门最好! 千万不要这么作

对不少现代人来说,睡前让手机充电,然后就充一整晚直到隔天睡醒,是不少人的习惯。 但是如同手机充电不一定要充到满的概念,彻夜充电代表手机会在充到100%之后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对手机电池来说是不好的。 虽然在持续演进的手机电源管理技术下,多数的手机品牌都能在手机充饱后,主动保护手机。 但不可讳言,充电一整晚确实安全上比较有隐忧。

到底应该怎么替手机充电才对?

一、 能充电就充电

你能充电时就替手机充电就是个好习惯,即便只能充个几分钟都好。 短时间的充电并不会对电池造成任何伤害。

二、 将电量保持在65%~75%之间最好

若能将手机电量保持在65%~75%的区间是最佳的。 当然要强行维持在此状态有一定困难,因此尽量保持就好。 如果无法,第二个最好的电量区间为45%~75%。 如果还是很难,就尽量让电量保持在25%~75%之间。 就电池充电区间来说,若电量太低才充电,等于对电池充电周期消耗更大。

除此之外,锂电池有最佳的工作温度,尽量不要在温度太低、太高的环境中使用手机,也能更进一步延长并保护手机电池的寿命。 苹果官网指出,iPhone电池的最佳工作温度在摄氏 0 度至 35 度之间。 此外,「在极冷的情况下(超出其操作范围)使用 iOS 装置,可能会暂时缩短电池续航力并导致装置关机」;

不仅如此,「在极热的情况下使用 iOS 装置,则可能会永久缩短电池续航力。 」因此,如果你有开车的习惯,夏天的时候千万别把手机不小心忘在车子里,因为很可能因为车内温度过高对于手机电池带来永久的伤害。

注:手机充电周期怎么算? 以手机电池充饱电(100%)来计算,当你在电量耗到50%的时候充电,则表示你消耗了1/2个充电周期;如果把手机充饱后,你又在手机消耗到50%时充电,则你又消耗了1/2个充电周期。 综合来说,在以上例子里,总共消耗了1个充电周期。


3.华米冲刺IPO:雷军系持股近40%超创始人;

美国东部时间1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显示小米生态链公司华米科技已经提交IPO招股说明书。

  此版招股说明书显示尚未有具体定价。根据其内容显示,华米科技2017年前三季度营收为12.96亿元,净利润为9537万元。2016年同期营收为9.43亿元,全年营收15.56亿元,同期亏损1904万元,全年经利润2394万元。此外,2017年第三季度营收4.74亿元 同比增长27%,但环比下降3%。


  股东方面,招股说明书显示,华米科技CEO黄汪持股为39.4%,为华米科技第一单一大股东;顺为资本持股20.4%,为第二大股东;小米旗下基金People Better limited持股为19.3%,雷军所控制企业持股39.7%,高于黄汪。

  2013年12月27日,华米科技由小米公司和合肥华恒电子联合成立,致力于智能可穿戴设备。2014年,华米科技再获雷军和顺为资本的巨额投资。小米手环、小米体重秤皆出自华米之手。除此之外,华米还有自主品牌华米AMAZFIT运动手表系列产品和AMAZFIT Oclean one智能牙刷系列产品。

  招股说明书显示,来自小米手环等小米相关产品在华米科技占比中有很大比重, 2017年前三个季度,来自小米手环等小米系产品在华米科技中贡献的营收为10.68亿元,占比达82.4%。同期,来自自有品牌的产品营收为3423万元,占比为17.6%。

  在“风险说明”中华米科技也写到,小米是华米最重要的客户和分销渠道。华米与小米的关系恶化或小米可穿戴产品销售减少可能对华米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截至2017年9月30日,小米可穿戴产品销售分别贡献华米收入的97.1%,92.1%和82.4%。

  华米科技也讲到商业化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未能及时及时地开发新产品,服务和技术并将其商业化,我们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华米科技称,未来其增长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及时开发和引进新一代的现有产品线和新型的智能可穿戴技术,并提供更强的功能和增值服务。也就是说,华米要在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经营上下更大功夫。

  小米上市之前,小米生态链公司可能纷纷要赶在小米上市之前上市,无疑会让小米更值钱,起到一定的定价作用。(完)DoNews

4.美国新提案:谁用华为中兴的设备,就该封杀谁;

                                                                     腾讯科技讯 1月13日消息,据外媒报道,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与美国运营商AT&T的合作告吹后,华为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而华为的“老伙计”中兴也未能幸免。

这两家公司的智能手机业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但它们更成熟的电信网络和设备业务再次撞到美国政府的枪口之下。在向国会提交的新提案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呼吁美国政府机构禁止与使用华为和中兴技术的服务提供商合作。

这项提案是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迈克尔·康纳韦(Michael Conaway)发起的,他正在领导对所谓“俄罗干预美国选举”事件的调查。该法案是在过去针对华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销售商)和中兴(排名第五)的相关法令基础上提出的,其中包括2013年禁止中兴向美国政府机构销售其产品。去年,美国政客还曾递交过一份提案,限制五角大楼向中国或俄罗斯通讯服务供应商购买任何设备。

现在,这些禁令可能进一步升级,并消除华为和中兴与美国政府接触的任何可能。禁令要求:美国政府机构禁止与使用华为或中兴(子公司或附属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的实体接触,禁止使用这些实体提供的电信服务,禁止使用由外国政府所拥有、控制或与之相关的实体所生产或提供的电信设备或服务。

中兴和华为目前都未对记者的置评请求作出回应。201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兴曾通过承包商向五角大楼和国土安全部出售设备,但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被证实的联系。

康纳韦的提案已经于1月9日提交给国会。为了能让众议院对这项提案进行投票,它首先需要得到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批准。如果这些步骤顺利通过,它会被移交给参议院进行投票,最终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因此,这是个十分漫长的流程的开始,但无论这一提案能走多远,它都是美国政府对中兴和华为表示警惕的又一个明确信号。

中兴和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两家国际技术出口企业。去年,中兴在承认违背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将产品从美国运到了伊朗,幷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时对此事件撒了谎后,美国政府对其开出12亿美元罚单。除了中兴之外,美国商务部目前也在调查华为在叙利亚、古巴、伊朗和苏丹的业务来往。                     


5.华为原副总裁李玉琢:我与任正非的合作与冲突;

他的强势、多变、暴烈、狂热,让你心生不安的同时,又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文/李玉琢

  2005年3月,在我离开华为5年之后,任正非又一次托人带话给我:“任总说了,你要回来的话,可以做政府和使领馆的公关工作。”

 
  在2005、2006年十分困难、失落的时候,我确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要是在华为就好了。但仅仅是一闪念,我知道华为和任正非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怀念。

  从进入华为到离开,都是任正非与我谈的话。在四年半近距离接触的日子里,他的所作所为,点点滴滴,无不刺激你,推动你,影响你,让你每一天不得安生。

  步步紧逼

  1995年5月18日,我到华为报到,工号是1713。

  到华为的第一天,我这个不久前的四通副总裁被安排去生产车间实习,体现了华为的“从零开始”。实习三个月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莫贝克总经理。一个月后,华为电源事业部整体划归莫贝克,我的头衔又从总经理变为总裁。

  莫贝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华为与国内17家省市电信管理局合办的一家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8900万元,其中华为名义上出资5000万元,17家电信管理局共出资3900万元。这是一步险棋,因为投资莫贝克是有代价的,华为答应每年给投资者33%的回报。尽管负担沉重,华为言必信、行必果,三年分红全部兑现。这是任正非的一大优点,也是后来很多运营商信任华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接手时的莫贝克完全是华为旗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寄生企业。每年给股东的分红,莫贝克自己拿不出,只能靠华为的拨款。

  任正非最初给我的目标,是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把莫贝克办成通信电源行业的“中国第一”。但是在1996年2月的一次干部会上,他在讲话中改变了原来的提法,说要把莫贝克做成“亚洲第一”。我问他,他却说:“我说过成为‘中国第一’的话吗?”

  这就是任正非,这就是华为的风格,在你刚刚进入的时候就逼得你喘不过气来。

  1996年3月的一天,任正非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内容是:你们的库里还有多少二次电源材料?用完之后不要再做了,华为公司决定不再买莫贝克的二次电源了,因为价格太贵,我们决定买香港的、国外的,他们比你们便宜。

  看到这张条子,犹如当头一棒。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买莫贝克的二次电源,等于关闭了我们的销售市场。我刚来莫贝克给大家演讲时曾经讲过“华为就是我们的天然大客户,每年有三四千万销售额”,颇让员工们动容,现在这个大客户说飞就飞了,我怎么向大家交代?

  我有过去找任正非的念头,想说服他暂时不要这么做,但这种话几近哀求,岂是我李玉琢所为?我决定迎难而上。

  我跟大家说,华为的市场绝对不能丢失。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我们要尽快研究,二次电源如何降低成本;第二,销售部门必须尽快寻找到华为之外的二次电源市场;第三,主动找华为的采购部,把价格降到他们接受的程度。

  我们参照国外电源的价格,把二次电源的价格总体降了几乎一半。当我把降价后的价格表提交给任正非的时候,他问我:“你降了这么多,还能赚钱吗?”

  我说:“还行,还能赚一点点(我怕说多了他又让降价)。”

  他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还能赚?”

  我说:“有两点:第一,我们把二次电源做好了,从自己的车间推到华为的车间,就完成了销售。不需要额外付出成本,也没有市场费用和运输费用;第二,深圳有政策,本地企业之间供货不需要交增值税,叫‘地产地销’,挣得一元钱就是一元钱。”

  其实是我心里明白,华为的市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否则人家会说连华为自己都不用,可见莫贝克的电源不是什么好东西。即使任正非让我再降价,我也可能忍痛接受。

  不过说实话,经过任正非这一折腾,一对比,连我自己也觉得产品价格贵。于是,我要求开发方面,电源的质量水平半点不能降,但电路设计、材料成本必须大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出一个月,任正非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加刺激我的要求。

  1996年4月,任正非找到我说:“李玉琢,你们这些干部员工,除了50人是莫贝克自己开工资,其他90人,包括你在内,都在华为拿工资,这不合适吧?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由莫贝克自己开工资。”

  听完他的话,我大吃一惊。想当初,他动员这些人到莫贝克来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你们去莫贝克是创业,有人担心待遇会降低,我保证,你们的待遇三年不变。现在仅仅过了九个月,怎么就要反悔了?

  我问:“任总,你不是说过调到莫贝克的人待遇三年不变吗?”

  任正非回答:“我说三年不变是指工资标准不降低,可不是说由华为开支三年。你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应当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员工。”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涌上心头,但他的这个说法的确是对的。瞬间我的豪气上来了,硬邦邦的话脱口而出:“好,从5月份之后我们自己开工资!”

  谁知任正非还不依不饶:“不是从5月份之后,从今年1月份开始,所有我替你发的工资你都要给我退回来。”

  从1996年5月开始,莫贝克就自己开工资了,之前的工资也全部退还给了华为。

  接手莫贝克不到一年,任正非完全失去了最初对我的客气和笑容。他的强势、多变、暴烈、狂热,让你心生不安的同时,又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这两种情绪一直在我胸中交织、冲撞,没有片刻安宁。

  不过,最终我还是认为,任正非的这些别扭的做法,积极的成分是主要的。他对我个人怎么想是一回事,逼企业尽快地独立生存可能是他的主要目的。

  1996年底,莫贝克实现了2.16亿元销售合同,创造了整整5000万元的利润。年终总结大会上,一年的辛酸与成功的喜悦让我难以自禁,眼泪溢满了我的眼眶。

  另一方面,冲突也在积累着。1996年初,一次在华为总部的七层与任正非相遇,他说:“李玉琢,你应当经常来汇报莫贝克的工作呀。”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又讲了两次“莫贝克搞独立”。他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先说要派聂国良来当顾问,又说要给我派一个常务副总裁。我感到这无非要监管我,或者让我当傀儡,就两次向他写信请辞。

  他派孙亚芳来找我谈话,我说真心不想当莫贝克总裁了(注:此话有假),让聂国良来当吧。孙亚芳问:“你真的这么想?”我便口不对心地说:“真这么想的(注:此处说谎)。”

  就这样,我怀着满腔热情辛辛苦苦做好的莫贝克,仅仅一年半就遗憾地交了出去。

  建合资企业

  辞去莫贝克总裁的同时,任正非对我的新任命就下来了——华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合资合作部部长。

  合资合作部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安排一兵一卒,连个秘书也没有。我纯粹是一个“光杆司令”,六个月之后才有了一个秘书。

  1997年初的华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由农话市场向中国通信市场的主战场——市话市场转移,但效果很不理想。

  那时中国市话市场只采用国外的(如爱立信、北方电信等)、合资的(如上海贝尔)或国营企业(如巨龙)的交换机和其他通信设备。对于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用户怕质量不好,更怕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

  我意识到,任正非让我做的这项工作,是一种“曲线救国”——通过与电信管理局合资办企业将华为的通信设备打进主战场。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营销模式。想清楚这一点,不禁拍案叫绝:高明!

  第一个合资企业是在四川办成的。合资公司定名“四川华为”,注册地在雅安。四川电信局最初拿出来合作的702厂就在这里。雅安局的局长很配合,说:“既然是合作伙伴,就是一家人,我们拆四万线的1240设备装华为的C&C08机!”无须开口,2700万元的货款提前付到账上。当年拿到了5个亿的合同,是1996年的12倍。

  四川华为的成功,让任正非非常高兴。他又一次语出惊人:这种模式一定要推广!能不能每省建一个?

  任正非一动嘴,我们可就跑断了腿。在前后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和合资合作部的兄弟姐妹们跑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可能建立合资企业的省市电信管理局都去过。那三年,坐飞机和坐出租车差不多,有时两天跑三个城市。在四川华为之后,又建立了天津华为、北方华为、上海华为、山东华为、浙江华为、沈阳华为、河北华为、安徽华为,共九个合资企业。

  建山东华为的时候,省管局要求接收通信设备厂150人。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条件。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山东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后来经过努力,接收的这些人员不但不是累赘,反而可以成为各地市场上非常有用的人。他们人脉熟悉,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积极性却非常之高。

  各地组建的合资企业帮助省局解决了难题,它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企业看待。据说,省局有的会议合资企业可以列席。省局在考虑电信设备扩容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合资企业能不能做——实际是华为能否提供相应的设备。

  1998年初,四川合资公司分红达到投资额的25%。其他地市局纷纷提出加入的要求。经过探讨,律师提出以“工会社团法人”的名义吸收各地市局更多的干部和员工入股。此口一开,非常踊跃,四川省的地市局工会无一遗漏,全部入股。

  由于合资企业的效益比较好,各地分红一般都超过了20%。工会集资都是面向下层干部或普通员工的,电信管理局的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入股的。对他们来说,企业效益和员工安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就很满意。

  成立合资企业的地方,销售额翻几倍十几倍,回款率达99%以上。华为设备的安装、售后服务、货款回收,甚至办事处的行政后勤,都由合资方承担。之前辽宁省、铁道系统与华为的关系很僵,合资公司成立后立即化干戈为玉帛,华为在这两个市场大获全胜。

  任正非这一巧妙的营销模式,改变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基本格局——华为异军突起,一骑绝尘。

  竞争对手意识到后,对华为“非法社会集资”“不正当竞争”等攻击一时甚嚣尘上。

  以工会这样的社团法人的名义办合资企业,在当时还是一个盲点。我们的律师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各地工商部门注册时,也征询过当地政府部门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社团法人投资办企业并不受限制。至于这种合作方式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是否对其他同类厂家不公平,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还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探讨的问题。

  如同所有进入中国的国外通信厂家无一例外都与国内运营商合资一样,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现象。国内其他通信企业大都是国营背景,更有得天独厚的渠道和资源,只是没有像任正非这样加以运用。企业除了实力的较量之外,何尝不是一种智谋的较量?

  与任正非相处之趣

  跟任正非一起工作,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严重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既严厉又有趣的人。他的脑子不停地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看问题的方法总与别人有所不同。跟他在一起,得随时防备他的突袭。他有时会突然地冒出一个什么主意,让你一时反应不过来;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对你发火,让你防不胜防,胆战心惊。大多数人会怕他,我倒觉得,他挺有趣的。

  出差期间,只要跟任正非一块儿出去,每天早晨他都会叫我一起散步。在昆明,在杭州,在长沙,在成都,6点不到他准打电话给你。我问,要不要叫其他人?他会说,他们都是懒蛋。

  他散步的特点是,背着手,一声不吭,不停地走,很少驻足看点儿什么。你说照个相吧,他会说,要照你照,我不照。

  散步时,总要说点什么吧,有一次我说:任总,以后少发点儿火,对身体不好。任正非回答:我发火时血压从不升高。我心想,你发火时,谁敢给你量血压呢?

  有一天晚上,我陪任正非见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去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明天接待李鹏委员长,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

  自1998年之后,华为声名鹊起,尤其《华为基本法》发布后,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巨大中华”中的老四——远在深圳的华为,才是代表中国通讯业的真正旗手。自此,很多企业、各级政府领导纷纷到华为参观、考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全部到过华为。

  我陪他一起回到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的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二三十分钟。没人敢吱声,总裁办主任当时就哭了。后来他让人把郑宝用从家里叫来重写,郑宝用写了两三页,他看后说了句:到底是郑宝用,写得不错。一场雷霆暴雨这才算过去。

  任正非有一个习惯,在宾馆如果有服务生帮忙提行李、送水果之类的,他都会像在外国一样,给服务生小费。这让我很惊讶,在国内从未见有人这样做过。

  他主张有效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有一次有人说了一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立即被他一通猛批:今后不准再说这种屁话,什么叫苦劳?苦劳就是无效劳动。无效劳动就是浪费,我没有让你赔钱就不错了,还胡说什么功劳?

  任正非也有温柔的一面。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任平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我听得非常真切,他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至极的声音和儿子讲话。

  三辞四留

  1998 年 10 月之后,我被任命为华为结构事业部总监兼合资合作部顾问。

  当时,电信分营已经开始,合资企业再做下去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之前我曾向任正非建议在华为应尽快实行事业部制,他对此一直在权衡利弊,今天他把这样一件事交给我,我觉得也隐含着对我的信赖。

  我在结构事业部工作了一年。真正的事业部必须独立面对市场或者单独进行成本核算,因此,说到底,结构事业部仅仅是一个探索,充其量只能算是准事业部。看得出,任正非还在犹豫不决之中。

  1999年初,我开始明显觉得身体状况下降。此时,另一种感觉也越发强烈——我的逆耳忠言很难打动任正非了,预感到在华为的职业使命行将结束,于是隐隐有些退意。

  没过多久,我又碰到了一件更难忍受的事。大概是1999年五六月份,华为内部盛传我买了竞争对手中兴公司的股票。一位副总裁告诉我,任正非的确在一次小范围的高层会议上说过此事。我一听火就蹿起来了,当即写了个报告递上去,说如果调查发现我有这方面的事,我马上辞职。

  任正非很快批复回来:“我们相信你的话。”这对我是又一个刺激(此时的我也许越来越敏感了)——难道在我未写此报告之前,你们是相信这个谣言的吗?

  在华为这样领导人强势的企业里,用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来形容一些干部的工作状态恐不为过。在华为你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总有人会提醒,老板会同意吗?或者,老板会不会骂呀?弄得很多人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时间长了,个人的思想被禁锢了,个性失去了。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1999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更意外的事——在任正非发布的一长串干部任命名单中,居然有我。他任命我为市场总部新设的终端部(一个三级部门)的副总经理,并兼任下面一个小部门的经理(科长级)。这是明显的降职使用。

  这期间,我突然接到了利德华福投资人于波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邀请我出任总经理。这是一家亏损公司,但合作条件很好,总经理全权处理公司一切事务。为了表示诚意,于波还主动赠送我10%的股份,允许购买5%的股份。我答应 10 月底辞职,11 月 5 日赴任。

  11月1日,我以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传真。

  以我在华为后期的情况,我以为辞职是容易的。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任正非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

  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副总裁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唯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份辞职书,大致内容与前两份差不多: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过来。”

  郭平副总裁作陪谈话。任正非开门见山地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您也对我关照有加,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身体不行了,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一会儿,主管生产的副总裁周劲也赶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坐过来。这一次他坐到我的对面,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然后把话头对准周劲:“周劲,你怎么把事情谈成这样呢?”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看我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任正非最后说:“好吧,李玉琢,那你就先回家养病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了行囊,第二天飞赴北京。

  任正非可能从来没想到我会在51岁的时候离开华为。接下来的日子,他多次派人挽留我。

  12月,任正非派郑宝用专程到北京,在燕山大酒店请我吃了一顿饭,说任总让我来请你回华为。12月底,副总裁王诚又奉命来北京请我吃饭,表示在我的工作安排上做得不对,希望不要计较。

  又过了几天,董事长孙亚芳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北京开会,想见一面。她没有半句拐弯抹角,说:“李玉琢,受任总之托,见你一面,想请你回华为。”

  转过年,春暖花开,四五月份的时候,付恒科来到北京见我,说:“来之前见过任总,他托我来见见你,如果你在外面干得不合适,还可以回华为。”

  如此三番五次。我虽然都没有答应,但也不禁动容。不管怎么样,任正非能够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劝我回去,在华为的历史上也许绝无仅有吧。

  按华为的规定,12月31日以前离开公司的,不能发上一年的奖金。后来郭平告诉我,任正非直到2000年元旦之后才让孙亚芳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就是为了让我拿到1999年的奖金。那年的奖金,是我在华为拿得最多的一次。

  (经授权摘编自李玉琢著《办中国最出色企业:我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期)


6.比特币监管“内紧外松” 多处“矿场”已停机

 年初以来,一场针对比特币矿场的监管活动正在多地陆续推开,这显示了目前中国监管层正在以一种更加“内紧外松”的策略对待虚拟货币中的监管难题。

  目前中国多个省份,特别是比特币矿场集中的四川地区已经在清查中,清查工作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领导工作小组牵头。一位四川地区的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该地的一些矿场已经进入停机的状态,正在等待政府的下一步监管政策。

  这一政策在各地的推动步调有所区别。山东、江苏省内两城市地方金融办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网表示,目前,两地均未接到相关的通知。其中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表示,此次清理主要是针对中、西部一些矿场集中的区域。

  一位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比特币矿池的监管,早在2017年9月ICO政策落地时就已经进入了监管层的视野中。该人士同时表示,目前监管层对于比特币采取了“内紧外松”的监管策略,对于矿场的监管只是整个监管链条中的一环。

  经济观察报也从三个独立信源处了解到,目前包括湖南、黑龙江、河北、广东等多个省均出现了对涉及虚拟货币投资、虚拟货币矿机投资银行账户的冻结,其中两地已知的冻结总金额超过6亿元。

  目前,全球70%的比特币矿池算力集中在中国,对于比特币矿场监管政策的趋严,预计将会对比特币挖矿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1月12日,全球第四大比特币矿池ViaBTC发布公告,其中表示“由于政策原因,国内矿场资源十分紧张,部分与ViaBTC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比特币矿场甚至面临关闭的危机,矿池的云合约维护成本也突然骤增。因此将一款矿机的管理费由6%临时调整至50%。

  一位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政策的落地还在延续之中,预计未来影响将会逐步放大,因此,一些大型矿场已经开始在海外布局。但是中小型矿场,“出海”的成本恐难以负担。“无论是资金层面,或者资源层面,‘出海’对于我们而言,并非一个可选择的道路”,该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矿场迎来监管潮

  2018年年初,一份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互金整治办”)牵头的文件陆续下发至各地的金融办。在这份文件中提及要积极引导辖内企业退出“挖矿”业务,并要求各地统计从事“挖矿”企业有关情况,其中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营收情况、享受优惠情况等,自此始,一些省份对于比特币矿场的监管开始日益趋严。

  比特币“挖矿”实际上是对比特币交易“打包”的过程,一定量的比特币交易需要进行打包,成为一个区块,在被确认后,与此前的区块进行链接,形成所谓的“区块链”。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打包的“矿主”可以获得系统产生的比特币奖励,这也是比特币“发行”的过程。

  由于有奖励的存在,会形成对于“打包权”的竞争。竞争采用了工作量证明机制,其中决定性因素是计算能力。在比特币挖矿设备趋于标准化的情况下,增加算力投入的主要渠道是投放更多的“挖矿”机器,因此动辄上千台的大型矿场不断出现。这些矿场需要大量电力,因此多部署在中国四川、内蒙、云南等电力丰富的区域。

  一位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自2017年比特币价格开始攀升以来,矿场成为了一项高利润行业,一台矿机一天可以产生200元以上的净利润,因此比特币矿场的数量开始不断增加。

  在监管政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某些矿主已经感觉到了“恐慌”。一位四川地区的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近期已经由政府部门来了解情况,为了应对检查,一些矿主已经关停了自己的矿场。

  电力“原罪”

  由于比特币“挖矿”的难度会随着整体网络算力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这种正相关关系会导致各家矿场持续投入巨大的算力。

  算力的投入意味着电力耗费的不断增加,实际上,电力成本也已经成为比特币矿场的主要成本。根据行业网站Digiconomist的数据显示,挖矿产业已经占全球电力消耗总量的0.17%。

  巨大的耗电量成为了监管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下发各地金融办的文件中,即提及目前存在的一些生产“虚拟货币”的所谓挖矿企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助长了“虚拟货币”投机炒作之风。

  上述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因此获得更廉价的电力成为了比特币矿场运营的核心所在。鉴于此,一些矿场布局在了电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甚至有矿场依托建立在水电站或者火电站的附近。

  “有些矿场在入驻的时候获得了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相当于招商引资的项目。他们往往会以大数据中心的名义进行建设,然后享受一些电力方面的优惠政策”,该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根据经济观察报此前采访的信息,有一些矿场为了节省成本,用了一些非正常渠道的“廉价电”——电力产生后,会统一输送入国家电网,再由国家电网进行分配,但这些矿场会绕开国家电网,直接与一些水电站、火电站进行协议,以极低的价格使用电力。

  “比如一些矿场有1万台矿机,其中5000台用正规的国家电网价,工业用电是1元左右;另外5000台就用一些协议电,价格可能只有3毛左右,整个成本就会降低。”此前,一位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这些协议让一部分电厂选择优先供应比特币矿场,从而导致入冬后一些居民用电不足的问题暴露。

  “内紧外松”的监管链

  进入2018年,多个针对比特币市场的监管消息不断传出,其真实性也各有不同,这些传言涉及比特币场外交易、比特币矿场等各个领域。

  一位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监管层对于比特币监管采用了一种“内紧外松”的策略,尽管在2017年9月监管政策落地后,在新一轮的币价上涨潮中,监管层始终没有动作,但是对于这一市场,监管层一直保持着关注和警惕。

  在对比特币矿场监管的同时,经济观察报也从多处信源获悉,2018年年初以来,黑龙江、湖南、河北、广东等多个省份均出现了比特币场外交易、比特币矿机交易相关联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一位刚刚进入比特币投资领域的人士在第一天购买了比特币后,第二天账户即被冻结。

  2017年12月初,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曾经发布了一份比特币场外交易监控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及自10月来,比特币场外交易平台加速上线,其中一些平台“通过打通C2C场外交易与币币场内交易资金账户之间的虚拟划转通道,部分该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民币与比特币的变相场内交易。”而按照2017年9月,由央行等部门颁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曾经明确表示“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

  上述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此次对于比特币矿场的监管也是对于比特币监管中的一环。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对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手段较多的运用了“堵”的方式,但是鉴于虚拟货币本身的特性,“堵”的方式在长期恐难有较好的效果,因此黄震认为,下一步应该采用“疏导”的方式,比如建立中国自己的数字货币体系。

  2017年7月,央行挂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用以从事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应用可能。该所所长姚前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及数字货币理念,他将数字货币分为“(类)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并提及“货币的数字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不断演进的东西。有些属性有可能我们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些属性很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需要完全展开,这就是我的破题。”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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