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市北部地区的富士康园区已经存在30年，富士康从附近的农村地区招募了数十万名年轻工人，为苹果公司组装从iPhone线缆到MacBook外壳等各种产品。但自今年初以来，有关工厂将从该市迁往越南的传言甚嚣尘上。
尽管如此，这些传言并没有阻止新工人进入装配线，也没有阻止招聘人员在八月酷热的仲夏夜以每小时26元的价格不厌其烦地招工。
一位在iPhone电源插头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说：“我觉得工厂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撤走，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但在江苏省南部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县城（县级市），有关中国台湾制造商撤走（不仅仅是富士康）的流言蜚语不可避免地令许多当地人感到担忧。
过去17年来，昆山一直是中国大陆最富裕的县城，随着中国台湾资金的流入而蓬勃发展。全县30%的GDP、50%的工业产值、60%的外商投资、70%的进出口直接与台资企业相关。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020年，昆山共有5300多家台资企业，约10万中国台湾人。
那么，如果这些企业离开，昆山县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这同时让一些人怀疑，一个时代是否即将终结。
关于今年有多少台资企业退出该县，目前尚无官方数据，但多位商人证实，有人正在离开，还有人在探索该市乃至中国大陆以外的商机。
昆山许多乡镇的工厂老板表示，在台商社区定期召集聚会越来越难。“去年疫情封锁结束时，30桌的晚餐根本不难聚齐。但现在，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最多也就20桌。”中国台湾建筑材料供应商，也是当地一个商业协会的负责人Adam Chang说。
报道称，北京和昆山的官员都坚决否认台资企业外流的说法。有报道称，苏州辖下的昆山市有三分之一的台资企业已经撤离，其余三分之二的台资企业大多转移了部分产能。今年5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驳斥了这些说法，称这些报道不实，并反驳说，第一季度全市新成立台资企业98家，使用资金6.1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5%和96%。
但当地人更关心的是损失，不管损失是什么。
今年早些时候离开昆山的人中有一位姓陈的地坪涂料设备制造商，这位28岁的中国台湾人把他的工厂重新安置在了浙江省湖州市，原因是他在昆山经营的乡镇靠近以运河闻名的旅游胜地周庄，他决定转向日益增长的旅游业，同时加强了对制造商的控制。
陈说：“有些工厂还在这里，但老板都走了。今年1月份以来，仍有中国台湾年轻人来中国大陆工作，但这似乎无法抵消离开中国大陆的人数。
这与三十年前的趋势恰恰相反，当时由于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企业极具吸引力，成群结队的中国台湾企业涌入中国大陆，其中许多企业规模较小。
但如今，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台湾企业决定是否将业务迁离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
尽管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但中国大陆仍被普遍认为是“世界工厂”，即使其他国家/地区也在加紧挑战这一地位，但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和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其带来了制造优势，但自2018年以来，中国台湾制造商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下游外国客户的压力，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泰国等其他地方。就在那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始推动美国公司与中国大陆脱钩，并通过对中国大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发起了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不过，在疫情过去的三年里，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在向外转移工业产能方面给制造商提供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随着疫情的结束，这一趋势在更大范围内加速发展，美国政府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确保关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并根据“中国大陆+1”战略将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供应链分散到其他国家/地区。
一家位于昆山的设备制造商Peter Tu说，与其他外国公司或中国大陆民营企业相比，中国台湾企业的出走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们主要集中在以出口为重点的电子行业。
这位台南人表示，“那些有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企业必须去越南，这是客户的要求。如果不去，他们就不会再接到订单。所以，尽管搬迁带来种种不便，但为了生存，他们仍然必须离开”。
报道称，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造成了影响。根据官方海关数据，2023年前七个月，外国制造商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5.5%，而所有出口商普遍下降了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所谓加工贸易的出货量减少。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全部或部分原材料，经中国大陆企业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成品，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是加工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
在昆山，几十年来，富士康等大型电子制造商的落户（富士康在昆山南部还设有第二家工厂），带动并养活了整个供应链上成千上万家小型电子和设备辅助工厂。
但现在，如果大企业酝酿退出，小企业别无选择，只能跟进。
除美国进口商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地区客户表示，由于担心中美紧张局势下不确定性的增加、未来任何封锁可能造成的干扰，他们要求中国台湾出口商建立一条远离中国大陆的替代供应链。
从今年年初以来，油枪制造商郭雷（音译）经常被昆山的其他中国台湾工厂主问到同一个问题：“我应该去东南亚吗？”
但是，搬迁到东南亚并非没有挑战。落后的基础设施、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以及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都可能抵消劳动力和土地带来的便宜好处。
2018年，郭雷匆忙在泰国投资新建了一家工厂，因为对美国的出口约占其公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他说，主要问题是泰国的供应链不完整，在泰国的工厂仍然需要从中国大陆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导致额外的运输成本、关税和税收，使支出增加了20%以上。
“但如果你把价格提高20%，客户是不会接受的。”郭雷说，“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在中国大陆生产，我们能做的就是改进我们的服务和产品。虽然有些客户在抱怨，但他们仍在向我们下订单。”
“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都是被客户逼的。”20年前从台中搬到昆山的郭雷说，“这就好像，如果你不走，你就是在等死。”
在接受采访的昆山台资工厂老板中，有五位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至少会下降40%，其中一位预计，该地区的同行也可能面临类似的下降。
除了资金离开中国大陆，新资金的流入也在放缓。根据中国台湾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新投资额为20.1亿美元，下降了4.78%。
目前，昆山的一个共识是，昆山的年轻台商大多是第二代工厂主，即“长工台”，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台湾长大的台商不太愿意移居大陆。即使在“长工台”中，愿意接手父辈在中国大陆工厂的人也占少数。
与此同时，退休潮已经提前到来。许多年过六旬的老一辈人干脆关闭或变卖资产，返回中国台湾。
（校对/孙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