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微网消息，近日，《金融时报》以特稿的方式讲述了苹果是如何依赖中国，并且在中国市场实现了难以替代的供应链的标准化，并和中国实现了双赢效果。

文章一开始提到，2007年，诺基亚拥有9亿用户。它的市场主导地位似乎如此之大，以至于福布斯刊登了一篇关于该公司的封面故事，问道“谁能赶上手机之王？”同年，苹果推出了iPhone。

在该公司达到12亿用户之后，诺基亚如何被iPhone打得措手不及的故事众所周知。据说，诺基亚没有足够的软件知识来跟上史蒂夫乔布斯和设计奇才Jony Ive。

但多点触控、全屏功能并不是苹果的唯一优势。

在iPhone上市之前，该公司还在硬件和生产方面击败了诺基亚。它通过大量押注中国未来及其制造业来做到这一点。

供应链研究员KevinO' Marah清楚地记得他的困惑，2007年，苹果从无到有地跃居Supply Chain Top25的第2位，这是全球最佳运营企业供应链的年度排名。

“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说。

苹果与中国

事实证明，供应链排名是苹果公司运营发生深刻转变的早期迹象，苹果公司在接下来的七年中一直位居第一。在那段时间里，它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O'Marah开始了解到，苹果并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真正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相反，他意识到苹果正在开始建立一个如此复杂、深度和成本如此高的供应和制造业务，以至于该公司的命运已经以一种无法轻易解除的方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苹果一直将其顶尖的产品设计师和制造设计工程师派往中国，将他们安排在供应商的设施中，每次长达数月之久。

这些苹果员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设计新的生产流程，监督制造的细节，直到一切正常运行，并密切关注供应商以确保合规。

在中国市场之外，苹果产品的营销进展非常缓慢

苹果还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定制机器来构建其设备，开发其竞争对手甚至不知道的利基专业知识，更不用说与之竞争了。

它改变了公司和国家。“中国现在拥有的所有技术能力，都不是中国技术领导层吸引苹果的产物，”O'Marah认为，“这是苹果进入中国并建立技术能力的产物。”

这些业务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他们背后谦逊的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将在2011年接替史蒂夫·乔布斯担任首席执行官。

但这个非凡的成功故事也造成了苹果最大的弱点：它依赖单独的一个国家。对于一家因在供应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广受赞誉的规避风险的公司而言，制造业的集中度是显而易见的。超过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也从中国赚取了约五分之一的收入——去年为740亿美元。这与三星等竞争对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已大幅削减在中国的制造。

即使在最近几年，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急剧升级，苹果公司仍继续在中国投资，并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联系。

目前，华盛顿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库克和他的公司现在承受着来自投资者和美国政界人士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与中国“脱钩”并加速实施多元化战略，该战略已经在越南和印度组装了一些产品。

苹果拒绝就此事置评。但对25位供应链专家（包括9位前苹果高管和工程师）的采访表明，这家iPhone制造商几乎没有可行的出路，短期内也没有。

那些熟悉公司的人很清楚责任在哪里。“供应链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库克，”一位前苹果资深人士说。“这不仅仅是‘责任止于高层’，而是‘责任止于领导供应链的人’。蒂姆是供应链的大师。”

苹果远非第一家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计算公司。到1998年库克受邀掌管全球业务时，惠普和康柏等公司已在那里站稳脚跟。

但苹果以独特的方式利用了这些机会。它没有选择现成的组件，而是使用定制零件，设计它们背后的制造，并将它们排成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灵活性的极其复杂的系统。

在2007年的供应链排名中，宝洁、丰田和沃尔玛的同行排名得分都至少是苹果的两倍。但是，当涉及到称为“库存周转率”的供应链指标时——一种衡量售出商品与库存的指标——苹果独树一帜。

库克曾将电子产品比作几天后就会变质的乳制品。结果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苹果的库存周转率是诺基亚的2.5倍，是可口可乐的12倍。

它还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巨资，以围绕其制造创新建立护城河。

“苹果购买的资本设备比我在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人都多，但他们自己并不拥有这些设备，即他们将其放在其他人的工厂中，”O'Marah说。

随着iPhone产量的增加，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价值——主要是它用于生产设备的设备——从2009年的3.7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73亿美元。

诺基亚前高管、现经营市场情报集团Asymco的Horace Dediu表示，这些“非常重要”的投资意味着，到2012年，苹果在中国的设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苹果所有建筑和零售店的总和。

如此庞大的资金，使得苹果公司能够想出其他人无法想象的生产技术。例如，在2008年，它推出了由单个块而不是多个部件制成的“一体式”MacBook Pro，这是一项工业工程的壮举，提供了这个行业完全闻所未闻的精度所能达到的水平。

这是使用CNC数控雕刻机完成的，它可以让具有3D图像文件的设计师创建复杂的零件。这些机器每台成本超过500000美元。

三位前苹果制造工程师表示，该公司购买了10000多台CNC机器，实现了一种被乔布斯称为“制造笔记本电脑的全新方式”的大规模生产形式。

很快，苹果就在iPhone和iPad上使用了相同的技术。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与自动化集团发那科(Fanuc)达成协议，在未来几年内购买其整个CNC机器生产线——然后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

“世界上没有足够的CNC机器来完成我们需要做的加工，”一位人士说。“你必须明白，从2009年开始，我们呈指数级增长。我们将从一年的每天制造10000个零件，到下一年的100000个，然后是500000个，然后是100万个。基本上，钱不是问题。”

第一原则

在寻找供应商方面，苹果遵循严格的流程。

据参与苹果在中国策略的五位人士透露，来自加州的苹果工程师通常会见一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然后向他们提问，直到他们的技术能力用尽为止。

然后苹果工程师将被带到下一位经理，然后是下一位，同样的事情发生，直到他们深入到层次结构，进入地下室的某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实际编写必要代码行的人在那里回答苹果的问题所在。

经过几个小时的严格审查，苹果工程师将让公司承诺大量制造定制部件，从而有效地控制供应商的研发路线图。

一位前苹果运营总监表示，该公司一直采用这种方法，回到“第一原则”，以了解成本、设计和扩展可能性方面的任何问题。

“会不断地挖掘，因为如果你问了足够多的问题，那么你就能弄清楚上限是什么——然后你就能弄清楚如何克服它，”这个人说。

另一位前苹果高管表示，这种方法直接来自库克。CEO会要求不遗余力，即使对于每台设备成本仅为一美分的铆钉也是如此。

“如果你给他发推介，他会翻到第30页第7段，并要求谈更多细节，”此人说。“令人惊奇的是，他能够从高到细节顶层，然后再返回。”

这些技术使苹果能够推动供应商超越他们的感知能力。随着苹果的成长，它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制造一个将用于数亿种产品的组件太好了，不容错过。

三位前苹果资深人士表示，他们对自己在谈判中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感到震惊。“如果他们不能按照苹果的要求去做，但当两个人都对对方说‘不’时，就会有人屈服——而且屈服的一方绝不是苹果。”

但与苹果建立密切关系可能大有裨益。富士康在2000年开始组装糖果色iMac的那一年，它获得了30亿美元的收入——是竞争对手的一半。到2010年，富士康的收入为980亿美元，超过其五个最大竞争对手的总和。

富士康的赌注

苹果公司的生产独创性，体现在被一个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专业知识和赢得跨国公司的政府那里。

中国的省级政府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包括重要的免税政策，以及为农民工提供住房的公寓大楼、仓库、高速公路和机场。

2009年，北京精心策划了规模惊人的财政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了1.4万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至少一半用于基础设施支出，以确保该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现复苏。

2010年，iPhone4的突破性设计和第一款iPad的发布恰逢其时。

富士康靠着苹果这棵大树，赚翻了

据前富士康官员Alan Yeung称，在创始人郭台铭与蒂姆库克会面并告诉他低估了需求后，富士康赢得了组装这两种产品的订单。

郭台铭当时非常自信，他承诺要建设两个新校区——一个在郑州，后来被称为“iPhone城”，另一个在成都，被称为“iPad城”。

Yeung说：“郭台铭说，‘富士康将包销这笔投资。我将与中国政府合作伙伴建立两个园区。”

从2009年到2011年，iPhone的年出货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9300万部，而第一款iPad在上市的前九个月就出货了1500万部。

到2010年10月，仅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就有多达500000名工人，按照繁重的时间表生产产品。

尽管如此，申请加入富士康的工人并不缺乏。考虑到工作的单调性，问题在于如何留住他们。

在沃顿商学院教运营的肯·穆恩(Ken Moon)说，中国合同制造商的工人流动率可能超过300%，或者相当于“在一年内多次更换整个工厂的劳动力”。

苹果自己估计，自2008年以来，它已经对至少2360万工人进行了权利培训——比中国台湾总人口还多。

除了廉价的成本之外，富士康提供的——以低于3%的微薄利润率——是充足的、就近的、结构化的劳动力，可以在需要时提高产量，但也可以在苹果不承担成本的情况下逐渐减产。

中国还提供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库克在解释为什么苹果不能在美国大规模生产时，曾对听众说，如果美国所有的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被邀请到他演讲的礼堂，他们“连这个房间都填不满”。而“在中国，”他补充说，“来填充工具和模具制造商能装几个城市。”

苹果和中国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据与苹果及其竞争对手共事的三位人士称，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承受着巨大的跟上压力，但他们缺乏行动指南。因此，他们向中国供应商求助，放弃知识产权以换取快速响应。

“他们都完全退位了，”Asymco的负责人、前诺基亚高管Dediu补充道。

苹果启动了一系列活动，帮助中国供应商赢得更多订单并增进他们对尖端制造的理解。与此同时，西方电子产品制造业正在面临着萎缩的局面。

目前为止，iPhone依然是苹果销售的主力军

根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数据，如今，中国占所有智能手机制造商的70%，而且中国的技术复杂程度令多位专家表示他们甚至难以理解。“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进化的生态系统，”技术咨询公司D/DAdvisors的创始人Jay Goldberg说。

中国的主导地位可以用来部分量化。2021年，该国接受审计以确认“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认证）最佳实践的组织数量为426716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对于印度，这个数字是36505；美国为25561。

这种数量级的优势重塑了全球经济，赋予中国仅次于美国的影响力。苹果利用这种力量主导了科技行业。

“对于苹果来说，放弃这个系统是很棘手的，”Goldberg说。“你不能只是说‘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建厂’，该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都在华南。”

例如，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声波焊机，“所有这些分包的、专业的利基公司，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Goldberg说。

他说，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经过多年建立的整个流程生态系统。它的地形很难描述，但苹果和它的中国合作伙伴已经掌握了它。

“这一切都被归为‘制造’，但那里有一种技能，而蒂姆·库克就是它的化身，”他说。

《误入歧途》一书的作者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表示，政界人士不应指责库克在20年前将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业务卷入其中，华盛顿当时鼓励公司与中国接触。

Friedberg说：“事实上，我毫不怀疑苹果只是希望这一切（中美科技战）都会过去，然后他们可以照常营业，因为没有明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