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日，北京。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这座见证了新中国科技事业无数关键时刻的科学殿堂，迎来了一场关于科技与未来的深度对话。好望角科学沙龙第十三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此举行，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炜，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浪潮》作者米磊，以及来自原子制造、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科幻等领域的顶尖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相关主题展开跨界对话。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陈炜与米磊共同参与《硬科技浪潮》新书发布仪式
这一天，距离米磊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第一次提出“硬科技”，已过去整整十六年。
一、站在时代转折的“上一层”：硬科技、长期主义与耐心资本
2010年，米磊第一次提出“硬科技”。这个理念的诞生，并不是来自对未来产业的抽象预测，而是源于他在科研与产业化一线的切身体会。
200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后，米磊参与了自聚焦透镜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这是一种应用于光纤通信的关键元件，当时长期依赖进口，一枚售价约10美元。经过持续技术攻关，团队最终实现国产替代，并将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
这段经历让米磊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制造能力，但如果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高端仪器和底层工艺仍然受制于人，产业繁荣就缺少真正坚硬的技术底座。而这也逐渐形成了米磊后来反复强调的一种思维方式——“上一层系统思考”。
所谓“上一层”，就是当一个问题在当前系统中似乎已经做到最优时，不要停留在局部，而要到更高维度，寻找真正决定长期发展的变量——2010年前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力量。但向“上一层”看，科技与经济之间仍存在“两张皮”：一方面拥有庞大的制造体系，另一方面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短板；一方面拥有大量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不少成果仍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难以跨越工程化和产业化的“死亡之谷”。
米磊由此判断，中国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补上的，是能够持续创造新产业、新供给和新生产力的底层科技创新能力。“硬科技”由此被提出。
提出“硬科技”之后，米磊开始用投资实践验证这一判断。
2013年，他与团队创办中科创星，把资本投向科研成果产业化最早、最难，也最容易被传统资本忽视的阶段。当时市场资金更多涌向互联网、平台和能够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而硬科技项目研发周期长、早期收入少、估值困难，甚至一度被质疑为“科技骗子”。
但按照“上一层系统思考”的逻辑，如果底层技术决定未来产业格局，那么投资真正需要寻找的，就不只是今天已经形成共识的热门赛道，而是那些尚处于边缘和非共识，却可能在未来改变产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范式的方向。
米磊对“光”的长期判断，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从西安光机所的科研经历开始，光子技术一直是他观察信息产业未来的重要坐标。他判断，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计算和通信最终会遭遇电子技术在带宽、互联和能耗上的物理边界；当人工智能的瓶颈从算法进一步转向算力、互联和能源效率，光子就可能从通信技术走向计算基础设施。如今，硅光、光互联、共封装光学正在成为全球AI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技术方向。
这一判断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提前看到了光子”，而是其背后的方法：不是追逐已经出现的风口，而是提前寻找决定风口出现的物理边界和底层变量。
沿着同样的逻辑，中科创星不断把投资推向当时仍处于非共识甚至极早期的前沿领域：2014年布局半导体，2015年布局商业航天，2016年布局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2018年布局量子计算，2019年布局大模型，2022年布局可控核聚变，2023年布局二维材料与具身智能。
现在回看，这条路径的前瞻性不只在于“说得早”，更在于它准确抓住了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增长逻辑正在从要素驱动、规模扩张和模式创新，转向知识创造、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此后，关键核心技术、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政策与产业实践中的高频词。
2024年，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基金存续期最长可达15年。一个十多年前还需要反复解释的概念，已经进入国家科技金融体系的核心语汇。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浪潮》作者米磊发表主题演讲
二、ESK：米磊如何把“知识价值”纳入投资坐标系
如果说硬科技是一种产业判断，那么ESK价值投资就是米磊试图给出的资源配置方法。它不是把ESG简单改写成一个新缩写，而是从硬科技投资的真实矛盾出发，重新追问资本究竟应当如何识别长期价值。
传统价值投资强调以合理价格买入优质资产，核心仍是经济价值；ESG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投资视野，修正了利润至上的外部性问题；但在米磊看来，进入硬科技时代后，仅有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仍不够，因为最稀缺、也最容易被短期财务指标低估的变量，是知识。这也是ESK最关键的增量。
谈到ESK时，米磊先回到中科创星早期遭遇的真实困难：当O2O、P2P和移动互联网项目更容易融资时，硬科技企业常常因为研发周期长、商业模式尚未成熟、短期盈利数据不足而被拒绝，有些企业甚至被简单质疑为“科技骗子”。在他看来，这种评价方式的问题不在于资本天然短视，而在于它只从财务收益这一层寻找局部最优，却忽略了硬科技对产业安全、国家韧性和文明增量的全局价值。
米磊强调知识价值，并不是要弱化商业回报，而是要解释硬科技回报为什么常常滞后。芯片、光子、可控核聚变、合成生物、量子计算等方向，在早期往往没有成熟收入，也缺少可类比估值模型，但它们可能已经在科学原理、工程路径、专利布局、人才结构或工艺平台上形成稀缺资产。传统财务指标看到的是“尚未盈利”，ESK要识别的是“未来成功的早期证据”：核心技术是否真实、研发密度是否足够、团队是否具备持续迭代能力、技术是否处在关键产业链节点、是否可能形成标准、平台或生态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ESK天然连接长期主义和耐心资本。长期主义提供方向判断：原创知识需要时间沉淀，底层技术需要从0到1的原理验证、从1到100的工程熟化，再到100到100万的规模产业化；耐心资本提供时间容器：它允许资本在短期财务结果尚未出现时，根据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继续陪伴企业。简言之，长期主义回答的是“为什么值得等”，而耐心资本回答的是“凭什么等得起”。
更关键的是，ESK并不只停留在投资口号，它被嵌入到中科创星的投资实践中。以智谱AI为例，在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尚未明朗的早期阶段，中科创星首先判断的并非企业短期能够创造多少收入，而是其背后的知识突破是否足够重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长期价值。对于这类高度不确定却可能产生巨大外溢效应的创新，早期资本的意义，正是以有限成本为技术突破和产业可能性提供验证机会。
沿着这一逻辑，中科创星对光子技术、半导体、商业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二维材料、具身智能等领域的布局，也就有了一条共同主线：先判断知识价值和技术价值，再通过工程化和产业化，让潜在的知识突破逐步转化为产业价值和经济价值。
这也是硬科技投资与传统投资的重要区别之一：不是先看到一个成熟市场，再寻找能够分享增长的企业；而是先识别那些可能改变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乃至社会运行方式的底层创新，再陪伴它从知识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产业。
ESK是否会成为全球硬科技投资的普遍范式，仍需要更长周期、更多样本和更严格的数据检验。但它提出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当原创知识、顶尖人才和关键技术成为决定长期竞争力的稀缺要素，资本市场是否还能主要用短期现金流衡量价值？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创造及其产业化能力，那么资本的角色也需要随之改变——不仅要配置已经形成的经济价值，更要识别尚未被市场定价的知识价值，并推动其向技术价值、产业价值和经济价值转化。ESK的前瞻性，或许正在于对这一变化的提前回应。
三、从产业到文明：米磊真正想回答什么问题
实际上，从提出“硬科技”伊始，米磊都在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它又将把人类带向怎样的文明？
米磊给出的答案是：“不管是生命、文明，亦或是技术，都是对抗熵增的重要力量。”
在他的理解中，宇宙总体趋向无序，而生命与文明通过获取能量、处理信息、改造物质和拓展空间，不断创造局部秩序。沿着这一逻辑回望人类历史，技术几乎贯穿每一次文明跃迁。例如，火扩大了人类利用能量的能力，农业提高了组织物质和能量的能力，文字让知识得以跨代积累，蒸汽机和电力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计算机和互联网则把信息处理与知识协作扩展到全球尺度。
因此，硬科技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创造产品、企业和产业，更因为它不断拓展文明解决问题的能力边界。更进一步，米磊并未把未来产业理解为若干热门行业的并列清单，而是把它们放回文明生存所依赖的五种底层能力中：处理信息、获取能源、重组物质、拓展空间、改造生命。
信息技术的本质，是提高信息传输、存储、计算和决策的效率与可靠性（信息密度、速度、准确性）。米磊对光子的判断，正是从物理边界出发。
能源技术的本质，是提高文明可支配能量的密度、清洁度、可控性和利用效率。人类需要跨入Ⅰ型文明（行星文明），可控核聚变是必由之路。
物质技术的本质，是从“利用自然材料”走向“设计物质结构”。未来人类不仅要寻找更好的材料，更要在原子层面主动设计其强度、韧性、导电、导热、耐腐蚀等性能，从发现材料逐步走向创造材料。
空间技术的本质，是通过速度和运载效率的提升，不断拓展文明获取信息、物质和能量的边界。因此，米磊对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和深空探索的看重，并非简单的“空间想象”，而是对文明可达边界的判断。
生命技术的本质，是打开生命黑箱，从宏观干预走向微观机制的理解与重构。米磊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信息、能量和物质高度耦合的复杂系统，而疾病、衰老和环境适应等问题，最终都需要深入基因、蛋白质、细胞、神经元和代谢网络。因此，从基因编辑、蛋白质组学、合成生物学到脑机接口，其共同方向都是让人类从理解生命，进一步走向修复、设计和优化生命。
《硬科技浪潮》新书正式发布
简言之，米磊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式的判断，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赛道背后的物理逻辑”。信息走向光子和量子，是为了突破计算与通信边界；能源走向氢能和核能，是为了突破能量密度与清洁供给边界；物质走向原子级设计，是为了突破材料性能边界；空间走向深地、深空、深海网络，是为了突破活动半径边界；生命走向基因、蛋白质和人机融合，是为了突破碳基生命边界。
这就是米磊所提出的“硬科技文明”。它不是说技术可以解决一切，更不是宣告某种确定未来；它强调的是，技术正在从辅助变量变成文明结构的核心变量。
四、从知识文明到科技核爆点：米磊对于中国未来的思考
沿着这一思路，米磊提出了一系列更大胆的判断：在不久的将来，资本主导的工业文明将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知本主义”。而国家创新竞争的关键，在于将人才、资本、平台、制度和文化集聚，形成“核爆点”。
所谓知识文明，并不是财富与权力不再重要，而是知识系统开始成为财富生成、制度演化、国家竞争力和文明韧性的底层操作系统。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往往决定机器、厂房、渠道和规模；硬科技文明时代，原创知识、科学发现、工程能力和人才密度越来越决定资本能否找到真正有效的方向。资本仍然重要，但它更像燃料和放大器；知识才是决定路线、效率和边界的源头变量。
把这一框架放回中国语境，就会自然触及一个长期萦绕在现代化叙事中的问题：李约瑟之问。
米磊的思考，并不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某种文明优劣，而是把它放进知识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重心转换中理解。
在农业文明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围绕土地形成的人口组织、人际关系和治理秩序，决定了一个文明能否长期稳定运行。古代中国的领先，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系统的领先：儒家用伦理、名分、礼制和教化稳定人际关系，法家用制度、权力、赏罚和行政组织提高国家整合能力。它们共同回应了农业文明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把人组织起来，如何维持秩序，如何让庞大社会长期运转。
但这也埋下了后来转型的难题。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开启后，世界竞争的主导力量从土地和社会秩序，转向市场、资本、机器、工厂和全球贸易网络，经济系统逐渐成为国家竞争的中心。
米磊指出，这恰好可以借用“创新者的窘境”来理解：一个文明越擅长用既有优势解决既有问题，就越容易沿着成功路径持续强化自身，最终形成路径依赖。当新的技术范式要求资本释放、技术实验、生产重组和市场扩张时，原本高度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反而可能因资源、制度和认知长期围绕旧范式配置，而难以及时转向以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为核心的新逻辑。
所以，李约瑟之问真正精妙的地方，不只是追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更是在提醒后来的中国：每一次文明转换，都是主导系统的转换。农业文明看社会系统，工业文明看经济系统，而正在到来的知识文明，则越来越看知识系统。谁能持续创造原创知识，谁能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工程平台、产业能力和社会价值，谁就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取得主动。
这也意味着，中国今天面对的是一次新的历史机会。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工程师资源、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能力，为中国从追赶走向引领提供了条件。
但机会不会自动出现，抓住关键在于打造“科技核爆点”。
米磊借用可控核聚变中的“劳森判据”作类比：聚变要实现净能量增益，需要温度、粒子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等关键条件共同跨越临界阈值；科技革命同样如此，只有人才、资本和资源在特定时空中高度聚集，并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才可能跨过从技术突破到产业爆发的临界点。
他将这一机制概括为一个简洁的公式：科技核爆点 = 人才密度×资本密度×资源密度。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要素不足，都可能成为制约整个创新系统的短板；只有三者同时达到足够密度，技术突破才可能从孤立事件演变为持续的产业变革——只有人才，没有资本，实验室成果可能困在“死亡之谷”；只有资本，没有高密度人才，资金会流向伪创新和短期泡沫；只有人才和资本，却缺少政策制度、产业链、公共平台、文化氛围和应用场景，技术也很难完成工程化和规模化。
这恰好解释了中科创星为什么一直强调生态，而不只是投资。据了解，中科创星发起成立国内较早一批专注早期硬科技的风险基金，创建“硬科技冠军营”，联合发起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并创办好望角科学沙龙，试图把科学家、创业者、产业资源和资本连接起来。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正是其中的典型。作为工信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之一，先导院建设“1+N”柔性工程平台，围绕VCSEL、硅光等核心及特色工艺，为光电子企业提供从研发验证到中试生产的工程化支撑，解决初创企业“产线建不起、工艺验证难、产能受限制、市场风险高”等产业化难题。
可以看到，米磊的独到之处，不在于给出一张永远正确的未来清单，而在于形成了一套能够被实践检验、也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方法。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浪潮》作者米磊现场为读者签名
结语
从2010年提出“硬科技”，到2026年《硬科技浪潮》出版，米磊用十六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从理念到体系、从投资到生态、从产业到文明的完整思想建构。
由此回看米磊十余年的知行合一，脉络也愈发清晰：提出硬科技，是因为看见中国经济和产业系统的底层短板；提出ESK，是因为传统财务指标难以充分衡量知识价值；提出科技核爆点，是因为技术革命不能只依赖单点突破，更需要人才、资本和资源的高密度协同。而中科创星成立基金、先导院、冠军营、好望角科学沙龙等，则是在用一次次组织实践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中国硬科技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成林”。
硬科技浪潮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想象，它正拍打到每一个人的脚下。米磊与他的十六年科技长征，也这正在被这个时代所验证。
